海润光伏拟投资百亿建1GW光伏电站

在这个意义上，天地之间，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，更有甚事?［3］152 从体用一元的角度来理解天理和世间万事之寂感，在二程这里是要为人类的普遍价值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，即世间之万殊，共禀一理，如此，君子明理，就能感通天下人之心智。

但以众同分心悉有此相，世遂执箸为实。齐物哲学在真如本体论的高度上消解对待，一切矛盾不需进入任何时间框架，即能当下实现根本性的统一与调和。

虽然同为据佛立说，其哲学品质则远迈《仁学》。从真谛上看，庄子与唯识的会通起点是丧我与破除我法二执的关联，这不是断灭虚无的生命态度，而是通过根本排遣来建立真如、明 唯识。太炎对佛法的改造，也是在扬弃迷信与消极的要素，彰显大乘佛法勇猛无畏的精神。六经皆史是太炎经史之学的核心主旨，对于太炎的这一学术方向，学术界或认为这是现代史学的开端，或认为这是经学瓦解的前奏。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，将太炎与五四进行对话，更为理解其平等思想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关键性的文化坐标。

太炎以真谛平等为纲领，贯通古今中西，开拓出兼具激进与保守的俗谛平等，这样一种庞大的文化体系，加之艰深的表述形式，本身便有极大的解读难度。《齐物论释》将庄子思想与唯识、华严分别相会，充分吸收《大乘起信论》的如来藏思想，建立起次第分明、相摄无碍的哲学体系。孔子高足子贡有言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

研究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结果，是形成了一套客观知识。墨子认为，作为核心价值的义源自天：天为贵，天为知，而已矣。他将中国哲学的主干归结为宇宙论、人生论、致知论三部分，恰恰分别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、伦理学、知识论三部分相对应，这仍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的窠臼。和老聃不同的是，孔子径直地将存在于天地之中的易称为性。

认为价值出自天，但并不是通过内在的性传递到人间的。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
……无为而无不为，绝学无忧（同上，第101-102页）的工夫加以克服。[5]《汉语大字典》（缩印本），1992年，湖北辞书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。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开宗明义：求知是人类的本性。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。

这才是中西哲学的元问题，才是决定中西哲学根本宗旨与特质的终极根源，而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过是解决各自元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而已。笔者曾经指出，孔子思想有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发展演变过程，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，即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、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和以易为核心的形上学思想。如钱穆在去世之前特别著文强调：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，在于对‘天‘人关系的研究。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司马迁在谈到往圣先贤著述过程时也有类似的描述：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。

其中，具有超越性的本原论和人性论构成形而上学，以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生论、伦理学和政治学构成了形而下学，而居二者之间的人心论则为上而下学。（余敦康，第3页）笔者认为，这个判断是正确的，天人关系的确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。

[4]郭沂，1999年：《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4月23日第5版。自然所成各物也好，自然、社会、个人也好，人、物也好，都是并列的关系，所以笔者称之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横向维度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所欲表明的，正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与作为子的万物直接的遗传关系，而所遗传的，就是性。那么，应该如何对这种宇宙论与本体论合一的理论形态进行命名呢？从上述引文看，胡适和冯友兰都以宇宙论名之，其中冯友兰又提出宇宙论有本体论和宇宙论（狭义的）两部。既然中西哲学的组成部分是由阐明和论证各自元问题的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形成的，而中国哲学的元问题为人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么探讨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需要从这个问题本身着手。中国哲学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在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中，《易》乃大道之源。尽管如此，它们都属事物的本身或原样。[2]段玉裁，1988年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也正因如此，中国哲学就难免从人的角度来探索客观世界。或许，对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西方哲学家来说，中国哲学的理路更具启发意义。

当然，由于在中国古人看来，人、物皆由天所生，也就是说，人、物同源，因而天人之际也包含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，即横向维度。一是由本原推索万物，如今本《老子》在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之后接着说：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

关于性及其根源，后来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，孟子主张尽心、知性、知天，如此等等，皆继承了晚年孔子及老聃的思维方式，只是把宇宙万物之母的称号改为天而已。儒家的人性论则立足于伦理道德。

个人组成群体，群体又构成了社会，而管理社会则是政治的任务。在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著作被命名为形而上学后，人们通常把这个命题表述为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。易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如果说礼主要表现为外在规范的话，那么德则更侧重内在品性。

鉴于只有本体论、形而上学才是哲学的核心，如果仅仅局限于横向维度，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，只有进一步探索世界之本体、也就是纵向维度，才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。换言之，即使西方哲学由本体论、伦理学、知识论等部分组成，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恰好也由这几部分组成。

如果若干种哲学所欲解决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是一致的，那么其解决的方式和路径有可能也一致，这样一来其组成部分也是有可能相吻合的。（见郭沂，2001年，第209页）这里的大常人伦以及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皆为各种道德规范，即价值。

这种哲学，可称为泛物论或泛物主义。孔子对传统礼学的创造性发展，是给礼提供了一个心理基础，这就是仁，有道是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就这样，孔子把作为理想人生的仁推广到了伦理领域。

客观世界可以分为两个层面，一是现象，二是现象背后的本体。然而，在人生、伦理、政治这些现实生活面向与本体之间，显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其一，内在超越说，以道家、晚年孔子、子思、孟子等为代表。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另外，他对圣人制作伦理道德与社会规则的过程也作了自己的陈述：故圣人化性而起伪，伪起而生礼义，礼义生而制法度。

那么，泛物主义和泛人主义孰胜孰劣呢？由于二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，因此各有所长，亦各有所短。至此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有鉴于此，笔者以为也许用本原论更为合适。[7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2012年，人民出版社。

哲学研究，更重要的是对自然、社会、个人或人、物背后的本体的探讨。另一方面拒绝知识：人多知，而奇物滋起（同上，第97页），绝学无忧（同上，第102页）。